谈《毛诗序》的“讽谏”说

毛诗序

诗文

讽谏说是《毛诗序》提出的一个观点。“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这是批评时政、揭露弊端的观点，它针对的是统治者。这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讽谏的问题，论述了诗的社会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毛诗序》的讽谏说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讽谏说的提出

《毛诗序》首次提出了讽谏的问题。在《毛诗序》中提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意思是：上面的人君以“风”来教化臣民，下面的臣民以“风”来劝告人君，通过诗文来含蓄而温婉地批评和劝谏，从而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

这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利用文艺影响对方，满足各自的要求。但它认为“上以风化下”是无条件的，这是文艺的主要作用。相反，《毛诗序》认为“下以风刺上”是有条件的，首先就是要注意态度。所谓“谲谏”，按照郑玄的解释，即“咏歌依违不直谏”。臣民若要发表某种意见，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必须委婉曲折，不得径直显露、直言指斥。这样说话的人才不会因此招来罪责，统治者也更容易听取。这也就为想要劝谏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变风、变雅作矣”，则指明社会状况的变异，激发民情民意的变化，为讽刺诗提供充实的表现内容。

《毛诗序》讽谏说的基础是建立在文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思想上的。它直接引用了《乐记》中的名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认为在这一点上音乐和诗歌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种观点，它具体解释了变风、变雅的产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认为变风、变雅正是国家衰败的现实在文艺上的反映，对文艺和现实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毛诗序》的讽谏说后来被郑玄发展为美刺讽谏说，《诗谱序》云：“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二、讽谏说的影响

《毛诗序》明确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下层百姓可以通过文艺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评，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的，它给了文艺以批判现实、批判现行政治、批判当朝统治者的权力。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运用文艺来揭露批判现实黑暗，提供了理论根据。对指导后代某些进步作家写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曾经起过良好的影响，它成了后代诗文作品中基本的创作倾向。杜甫、白居易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和相关的理论，可以说无不出乎此。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时发出的呼吁，就是：“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

另一方面，讽谏说也有其保守方面，“上以风化下”说统治者用诗歌教化下层百姓，使之成为安分守己的“顺民”，从而稳定统治者的地位。“下以风刺上”说下层人民可以以诗歌讽刺上政，表达人们的疾苦和不满，是统治者了解下层百姓的情况，从而调整政策，这对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同样有利。讽谏说受先秦儒家保守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毛诗序》对“下以风刺上”附加了许多的限制，如“主文而谲谏”，以及“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要把“刺上”束缚在温柔敦厚的限度内，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写作必然会大大削弱刺诗的战斗作用。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如果考虑到儒家思想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基本性质，就会感到这个“下以风刺上”已经发展到了儒家思想的极限。总的来说，它实质上依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讽谏说后来过分强调诗歌创作的讽刺作用、谏劝作用，影响了后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并在后代诗人中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只要揭露了社会弊端、反映社会现象，便能成功。如梅尧臣、苏轼等人创作了大量的罗列社会现象、冗长、表明政治态度的“谏书”。

三、讽谏说在诗文中的体现

后世很多文学家、诗人都受《毛诗序》的讽谏说影响，这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可以体现。

从陈子昂起发展到杜甫，以“乾坤腐儒”的精神讲讽喻的传统发扬备至，创作了大量批评朝政的诗歌。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烈表达了对统治集团的强烈抨击，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

杜甫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受讽谏说影响，认为很多事物都具有讽谏意义，并创作了《新乐府》五十首。其中九首是赞颂君王的，如《七德舞》赞颂君王拨乱。有二十一首是讽刺君王后妃的，如《海漫漫》讽刺君王求仙，《太行路》讽刺君王不用贤人，《上阳白发人》讽刺后妃嫉妒等。有十三首是讽刺朝臣的，如《杜陵叟》等。

刘禹锡身为诗坛名家，与白居易等人交往甚密，必然会受到影响，他也创作了很多针砭时弊的讽刺诗。如《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这两首政治讽刺诗，有感而发，借物指事，以桃和花喻人，形象生动，畅快淋漓，讽刺有力。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权臣新贵的厌恶之情和虽然屡遭权臣新贵的打击却始终坚持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

《毛诗序》的讽谏说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北宋。苏轼受刘禹锡的影响很大，具有很强的讽谏精神，他也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是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表达了其真诚同情人民的思想以及对新法的不满情绪，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

四、讽谏说的衰弱

南宋以后，朱熹的学说兴起，而朱熹对讽谏说的反对，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逐渐导致讽谏说的衰弱，归根究底还是对封建统治的维护。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也没有讽谏说的生存土壤。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肌理说是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而这四个派别都几乎不触及统治者弊端。清代的“文字狱”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讽谏说的衰弱。

结束语：讽谏说兴盛于封建社会上升期，对古典诗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要求人们密切注意政治现实，用诗歌来进行颂扬和批评，启示着后来旧时代的诗人运用诗歌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表现出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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